《我亲手埋葬的晚年》
【楔子·孽债】
我死死攥着那张薄如蝉翼的缴费单，可那上面用黑墨打印的“二十万”三个字，却像五指山一样，死死把我掼在病床上，压得我连气都喘不匀净。
“钱？老子一分都没有！早就耍完了！”
电话那头，我那个揣着120万拆迁款当命根子的宝贝儿子，陈志强，刚刚才用一句混杂着麻将牌“哗啦啦”脆响的咆哮，亲手掐断了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“嘟……嘟……嘟……”
忙音，像一把淬了毒的铁锥，一下，一下，狠狠掼进我的耳蜗里。
我木然地扭过头，看着墙角蹲着的老头子陈建业，那个跟我过了一辈子的男人，一夜之间，头发白得像刚下过一场大雪。
终于，我再也绷不住了，胸口那股子憋了八年的恶气，混着无尽的悔和恨，化作一声凄厉的哀嚎，从喉咙里冲了出来。
八年了。
整整八年了。
在这一刻，我才无比清醒，无比刻骨地醒悟过来。
当年那个被我们像撵一条野狗一样逼出家门的女儿，陈雪梅，不是她心有多狠，也不是她有多绝情。
是我们，是我们这对糊涂到骨子里的爹妈，亲手把自己的晚年，活成了一个天底下顶顶大的笑话。
【第一章·报应】
我叫赵素芬，今年六十二，属马的，本该是个享福的命。
可眼下，我却像一块被人丢弃的破抹布，瘫在市三甲医院拥挤得连下脚地方都没得的走廊加床上。
空气里那股子消毒水味儿，霸道得很，非要钻进你每个鼻孔，还蛮横地裹挟着隔壁床病人吃剩的酸菜面条味儿，熏得我五脏六腑都拧巴到了一起，一个劲儿地往上翻涌。
枕头边上，那张A4纸打印的诊断书，皱巴巴的，像我这张老脸。
上面，“急性心肌梗死，建议立即手术”这几个字，黑得瘆人，像阎王爷递过来的催命符。
“要钱还是要命？”
医生的话，还在我耳朵里嗡嗡地响。
手术费，二十万。
呵呵，二十万。
我那老头子陈建业，就那么一声不吭地蹲在对面墙角，像一尊失了魂的石像。
他手里夹着烟，一块五一包的“大前门”，一根接一根，抽得又急又猛。
烟雾缭绕里，他那本就稀疏的白头发，在走廊顶上那根忽明忽暗、惨白色的灯管照射下，显得更加可怜，更加寒碜。
我摸出那台按键都快磨平了的老人机，屏幕上那道狰狞的裂纹，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。
我哆哆嗦嗦地，用那根因为恐惧而变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指，摁下了我那个“好儿子”陈志强的号码。
电话“嘟”了半天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接了。
终于，通了。
“喂？哪个？”
电话那头，背景音吵得能把房顶掀翻。
“哗啦啦——碰！”
“胡了！给钱给钱！”
“强哥今天手气是真旺啊！”
男男女女的喧哗吵闹，震得我耳朵发麻。
我下意识地把听筒捂得死死的，生怕旁边路过的护士听见我接下来要说的话，那是我这辈子都没有过的卑微。
我清了清嗓子，小心翼翼地，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调开了口。
“志强啊……是妈……”
“妈……妈病得不轻……”
“医生说，要做手术，要……要二十万……”
我的声音，细得像蚊子叫，卑贱到尘埃里。
可话还没说完，陈志强那不耐烦的嗓门就跟机关枪似的，“哒哒哒”地扫了过来。
“二十万？！”
他那声调高得，像是生怕他那帮牌友听不见他的“理直气壮”。
“妈！你莫不是在跟我开国际玩笑哦？我哪来的二十万！”
“你跟我爸那点退休金呢？存到哪里去了？”
“再说了，我这边刚给我儿子报了个大几万的早教班，哪还有闲钱给你瞧病！”
一听到这，我急了，声音里不受控制地带上了哭腔。
“可……可八年前那一百二十万拆迁款……”
“又提那笔钱！”
他好像一只被人狠狠踩了尾巴的猫，瞬间就炸了毛，声音尖利得刺耳。
“那钱不是给我买婚房、买车、娶堂客（老婆）了吗？”
“那是你们当爹妈该给我的！天经地义！哪个当爹妈的不为儿子打算？”
“我一个大男人，以后要给你们养老送终的，手里不得有点家底傍身？”
“行了行了！我这儿正忙着呢，手气正好着！挂了啊！”
“嘟……嘟……嘟……”
电话，就这么被他毫不留情地掐断了。
我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，像被人当头抡了一记闷棍，瞬间一片空白。
手里那张轻飘飘的诊断书，从我无力的指间滑落，像一片枯叶，掉在了满是脚印和污渍的肮脏地面上。
那个我以为能为我养老送终、风光大葬的亲儿子。
在我命悬一线的时候，他搓麻将的声音，比我的心跳声，还要响亮，还要有力。
我的思绪，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不受控制地被拽回了八年前。
那个我们亲手埋下孽债的，炎热的夏天。
【第二章·孽根】
八年前，我们家还住在那栋苏联援建的老破小筒子楼里。
墙皮掉得斑斑驳驳，露出里面黄色的砖头，楼道里堆满了邻居家的蜂窝煤和酸菜缸，常年散发着一股子复杂难闻的气味。
突然有一天，那面破败不堪的墙上，被人用红油漆，刷了一个碗口大的“拆”字。
一纸拆迁合同砸下来，我们家，能拿到120万的巨款。
一百二十万！
我和陈建业，两个人在国营厂里干了一辈子，俩人退休金加起来，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
那天晚上，我俩激动得像两个偷吃了糖的孩子，一晚上没合眼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盘算着这笔“横财”。
突然，陈建业一拳头砸在枕头上，那硬邦邦的荞麦皮枕头都被他砸出了一个坑。
他猛地坐起身，一双眼睛在黑暗里亮得吓人，像两簇鬼火。
“这钱，一分都不能动！”
“全是我儿子强的！”
他斩钉截铁，不容置喙。
“你瞅瞅，咱儿子都三十出头的人了，连个像样的婚房都没得，哪个姑娘肯跟他？怎么在亲戚朋友面前抬头？”
“有了这笔钱，他就能把腰杆子挺得笔直，抬头挺胸做人！”
我呢，就像个只会点头的木偶，在旁边小鸡啄米似的，连连称是。
“对对对！老头子你说得太对了！”
我觉得他说的，就是天底下最正确的道理。
儿子是咱陈家的根，是咱家的香火，是延续我们血脉的命脉。
这钱，必须，也只能全部给他。
那个瞬间，我脑子里不是没闪过女儿陈雪梅的影子。
她那张清秀又倔强的脸，一闪而过，像一根羽毛，轻轻搔刮了一下我的心。
但那个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我狠狠地摁了下去，掐得死死的。
女儿？
女儿迟早是要嫁人的，嫁了人，那就是泼出去的水，是外人。
这钱要是给了她，不就等于白白送给了她那个姓林的老公？
那怎么行！绝对不行！
我就是这么安慰自己，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。
雪梅那丫头，从小就要强，能干得很，工作又好，人也聪明，她自己能挣。
但儿子不一样，儿子老实巴交的，嘴也笨，需要我们当爹妈的，在后头狠狠推他一把。
那120万，在我们眼里，早就不单单是钱了。
那是儿子的未来，是陈家的香火，是我们晚年最牢靠的保障。
却唯独，不是女儿陈雪梅，应得的那一份，名为“亲情”的公平。
【第三章·决裂】
女儿陈雪梅和女婿林海，很快也听说了拆迁款的事。
那个周末，他们俩提着大包小包的水果和补品，挤进了我们那间又小又暗的屋子。
两个人脸上都挂着笑，喜气洋洋地恭喜我们。
“爸，妈，恭喜你们啊！这下可好了，以后能住上新房子了！”
雪梅的声音，还是那么清脆好听。
我心里有点发虚，脸上却装得若无其事，忙前忙后地张罗。
我做了满满一桌子菜，糖醋排骨、红烧鱼、可乐鸡翅……全都是他们小两口爱吃的。
饭桌上，气氛本来好好的，一家人有说有笑。
直到，雪梅小心翼翼地，开了那个口。
她先是给我和她爸一人夹了一筷子菜，然后才轻声说。
“爸，妈，有件事……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”
“我跟林海，看了很久的房子了。”
“为了将来孩子上学方便，我们想在市区买个小点的学区房。”
她顿了顿，抬起眼，目光里带着一丝恳求和试探。
“但是……首付还差二十万。”
“我们俩已经把这几年所有的积蓄都掏空了，实在是……没办法了。”
她看着我，又看看她爸，语气卑微得让我心头一颤。
“爸，妈，我们不是想分家产，更不是惦记你们的钱。”
“就当……就当是你们先借给我们，行吗？”
“二十万，我们给你们写借条，保证五年之内，连本带息，一分不少地还给你们。”
旁边的女婿林海，也赶紧附和。
他是个老实人，嘴笨，不怎么会说话，一张脸憋得通红。
“爸，妈，是我没本事，委屈雪梅了，让她跟着我一直租房子住。”
“我们保证，这笔钱一定会还！我们俩一起努力，拼了命也还！”
我看着我的女儿。
那个从小到大，考了第一名都只是淡淡一笑，受了委屈也从不哭鼻子的女儿。
那个那么骄傲，那么要强的姑娘。
现在，为了一个家，为了一个还未出世的孩子，她把自己的姿态，放到了尘埃里。
可我们呢？
我们非但没有拉她一把，反而抬起脚，狠狠地踩了上去，还嫌她弄脏了我们的鞋。
没等我这个当妈的开口，陈建业就把手里的筷子，“啪”地一声，重重拍在了桌子上。
桌上的菜盘子都跟着狠狠震了一下，汤汁都溅了出来。
他脸一沉，眼睛一瞪，那股子大男子主义的威严瞬间就起来了。
“胡闹！”
他伸出手指，几乎要戳到雪梅的鼻子上。
“你一个嫁出去的姑娘，胳膊肘怎么净往外拐？啊？这就开始惦记娘家的钱了？”
“我告诉你，陈雪梅！这120万，是你弟弟的买房钱、老婆本！一分都不能少！”
陈建业开了这个头，我这个当妈的，也赶紧跟上，帮着腔，敲着边鼓。
我摆出长辈的架子，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，对着雪梅开始了说教。
“雪梅啊，你是个大姑娘了，得懂事。你不能这么自私，只想着你自己。”
“你弟弟是男伢（男孩），他才是我们陈家的根，是顶梁柱。他好了，我们陈家才能好，你懂不懂？”
“你现在是林家的人了，买房子这种事，是你老公林海没本事，怎么能回头来扒拉娘家的墙角？”
“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陈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人家戳着我跟你爸的脊梁骨，说我们家没教好女儿，养了个白眼狼！”
我的每一句话，都像一把磨得锋利的刀子，一刀一刀，往他们小两口心窝子里捅。
我眼睁睁地看着女婿林海的脸，当场就涨成了猪肝色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
最后，是雪梅，伸出手，死死地拉住了他。
我看见雪梅的脸色，一点，一点地变白，白得像一张宣纸，没有一丝血色。
她就那么看着我们，一言不发。
眼神里那最后一点光，那点名为“希望”和“亲情”的光，也慢慢地，慢慢地熄灭了。
过了好久好久，久到我以为她会跟我们大吵一架。
她却只是轻轻地，说了一句。
“好。”
“我懂了。”
那天，那顿饭，他们俩终究是没吃完。
他们走的时候，连我们买给他们的水果都没拿。
背影，决绝又孤单，像两只被赶出家门的流浪猫。
我心里莫名其妙地“咯噔”了一下，有点慌，像是弄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
但陈建业在旁边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。
“不知好歹的东西！养她这么大，真是白养了！胳膊肘往外拐的白眼狼！”
他这句话，又把我那颗刚刚有点动摇的心，重新给拉了回来，变得比石头还硬。
是啊。
我是为了儿子，为了这个家，我没做错！
我用最伤人、最恶毒的话，亲手斩断了女儿最后的念想，还沾沾自喜地以为，自己是在捍卫家庭的根基。
【第四章·坍塌】
第二天，我就和陈建业喜气洋洋地去了银行。
我们俩穿着特意新买的衣服，像去参加什么盛大的典礼。
我们把那120万，一分不差地，全转给了儿子陈志强。
银行那个穿着制服的小姑娘还好心提醒我们，说金额巨大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，或者留一部分自己养老。
被陈建业一口就回绝了：“给我亲儿子的，有什么好考虑的！天经地义！”
陈志强收到到账短信的那一刻，“噗通”一声，当场就给我们跪下了。
他抱着我们的大腿，眼泪鼻涕一大把，哭得那叫一个情真意切。
“爸！妈！谢谢你们！你们放心，以后我一定给你们养老送终，让你们过上最好的日子！想吃什么买什么，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！”
他那些涂了蜜的承诺，把我和陈建业哄得心花怒放，找不着北。
我们觉得，这钱花得太值了，值到家了！
过了两天，我到底是当妈的，想起雪梅，心里终究有点不落忍。
我想给她打个电话，再“教育教育”她，让她别那么小心眼，当哥哥的拿钱是应该的。
可电话打过去，听筒里传来的，却是冰冷的女声：“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”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沉，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。
我又拉着陈建业，跑到她和林海租的那个小房子里去找她。
结果，房东大姐叼着烟，倚在门口告诉我们，那小两口昨晚连夜就搬走了。
“东西都清空了，走得干干净净，啥都没留下，也没说去哪儿。”
这下，我们俩是真慌了。
但短暂的慌乱过后，涌上心头的，却是更加强烈的，被背叛的愤怒。
陈建业气得在屋里像头困兽一样踱来踱去，指着空气破口大骂。
“反了天了！真是反了天了！”
“为了一点屁钱，连爹妈都不要了！这是翅膀长硬了，要飞了！”
“这种不孝女，就当没生过！走了正好，省心！”
最初的那几年，我午夜梦回，偶尔还是会想起雪梅。
想起她小时候扎着羊角辫，跟在我屁股后面喊“妈妈”的样子。
但这种脆弱的念头，很快就被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”、“养儿防老才是真理”这种更强大的、自我催眠式的想法给死死压了下去。
我甚至还跟院子里的邻居张姐她们哭诉，声泪俱下地控诉，说我养了个多么不懂事、多么心狠的白眼狼女儿。
邻居们都围着我，七嘴八舌地劝我。
“哎呀，素芬啊，别往心里去，女儿嘛，都是这样，靠不住的。”
“就是就是，幸亏你还有个好儿子志强呢，这才是你的福气！”
是啊，我还有儿子。
我把所有的希望，所有的情感，都孤注一掷地押在了儿子陈志强身上。
直到八年后的今天，我躺在这张冰冷的、散发着死亡气息的病床上，奄奄一息的时候，我才终于明白。
我们不是丢了一个女儿。
我们是亲手，用我们愚蠢的偏心，把我们自己的后路，给彻底堵死了。
我们天真地以为，她的离开，只是一时赌气，是一种想要挟我们的手段。
很多很多年以后，我们才后知后觉地明白。
那根本不是赌气。
那是一个被伤透了心的人，对自己血流不止的前半生，所做的一场，最彻底、最惨烈、最义无反顾的告别。
拿到120万后，陈志强的生活，确实如我们所愿，一下子就“风光”了起来。
他雷厉风行，立刻就用100万，在市中心一个高档小区，全款买了一套精装修的三居室。
房产证上，龙飞凤舞地，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。
他跟我们解释：“爸，妈，这叫婚前财产，这样以后我找对象才有底气，不受人拿捏。”
我和陈建业对视一眼，觉得，对，儿子想得周到。
他又花了15万，买了辆看起来很气派的白色SUV。
他说：“男人嘛，得有辆像样的车，出去谈事、见朋友，有面子。”
我和陈建业拍手称快，觉得，对，我儿子就该这么有派头。
很快，他通过别人介绍，认识了一个长得跟画报上明星似的漂亮女孩。
用剩下的那点钱，办了一场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，堪称“世纪婚礼”的盛大典礼。
婚礼那天，我和陈建业作为公婆，被请上主桌，坐在最显眼的位置。
我们穿着租来的崭新礼服，胸口别着一朵俗气的大红花，脸上的褶子都笑成了一朵烂菊花。
亲戚朋友们都围着我们，一口一个“羡慕”，一口一个“福气”，说我们老两口有远见，养了个好儿子，这辈子后半生就等着享福吧。
儿子陈志强站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上，拿着话筒，声情并茂地发表感言。
“今天，我最要感谢的，就是我的父母！是他们倾尽所有，才有了我的今天！爸，妈，我爱你们！以后，我一定好好孝顺你们，让你们安享晚年！”
台下掌声雷动，闪光灯晃得我睁不开眼。
那一刻，我真的觉得，我这辈子，值了。
我所有的投资，所有的偏爱，都在这一刻，得到了最完美、最光荣的回报。
我对旁边的老姐妹儿，扬着下巴炫耀：“看见没？我儿子，孝顺吧？这才是养儿子的福气！女儿？女儿指望不上！”
老姐妹们纷纷点头，眼里的羡慕都快溢出来了。
新过门的儿媳妇，也很会来事，那张小嘴就跟抹了蜜一样。
婚礼敬茶的时候，一声声“爸”、“妈”，叫得我心都化了，骨头都酥了。
我一激动，当场就把我妈当年传给我，我一直当宝贝一样戴着的传家宝——一只沉甸甸的纯金镯子，从手腕上褪下来，亲手戴在了她的手腕上。
她笑得更甜了，嘴上说着“谢谢妈”，眼睛却一个劲儿地往那金镯子上瞟。
他，用我们倾家荡产换来的钱，为自己搭台，演了一场感天动地的孝顺大戏。
而我们，就是台下那两个最投入、最愚蠢、哭得稀里哗啦的观众。
婚后最初的日子，确实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美好。
儿子和儿媳妇，每个周末都会开着那辆气派的白车，回到我们这间阴暗潮湿的老破小里来。
后备箱里，总是塞满了各种我们没见过、没吃过的昂贵礼品。
他们陪我们吃饭，聊天，听我们絮絮叨叨地讲厂里的旧事。
但这种流于表面的“孝顺”，并没有持续太久。
很快，他们来的次数越来越少。
从一周一次，变成了一个月一次。
再后来，就只有逢年过节，才像完成任务一样，提着点超市打折的牛奶和水果，上门坐一坐。
连饭都不肯吃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说“忙”，说“有应酬”，急着要走。
我打电话过去，儿媳妇总是用一种很客气，但又带着明显疏离的语气说：“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要加班，走不开。”
或者说：“妈，我约了朋友做美容，下次吧，下次一定去看您。”
儿子呢？
我打电话给他，他要么在电话那头声嘶力竭地喊：“胡了！奶奶的，今天又输了！”，要么就含含糊糊地说在跟“大老板”喝酒，谈“几百万的大生意”。
孙子出生后，我们俩高兴坏了，想着终于可以含饴弄孙，享受天伦之乐了。
我主动提出，要去他们那个大房子里，帮忙带孩子。
结果，儿媳妇一口就回绝了。
话说得倒是很客气，滴水不漏。
“妈，不是我们不让你们带。主要是你们老一辈的思想观念太落后了，我们年轻人讲究科学育儿。我们已经请了专业的月嫂和育儿嫂，这样对孩子好。”
她的话，像一堵软绵绵的墙，把我们堵得哑口无言，一点脾气都发不出来。
我和陈建业的退休金，加起来一个月有六千多。
在我们这个三线小城市，不算少了，过日子绰绰有余。
但陈志强，却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，隔三差五就来找我们要钱。
“爸，我那车刮了一下，要去4S店补漆保养，给三千。”
“妈，我跟朋友合伙盘了个店，手头有点紧，周转一下，给五千。”
“妈，你大孙子上那个双语早教班，一学期两万，你们老两口不赞助点？”
我们给了。
一次一次地，掏空了我们的养老存折。
偶尔我们也会迟疑，说我们手里也没多少钱了，得留点看病钱。
他就立刻拉下脸，给我们甩脸子。
“我的不就是你们的吗？我混好了，你们能差到哪儿去？现在对我这么抠门，以后别指望我管你们！”
我们不敢不给。
我们害怕。
生怕他真的不管我们，不给我们养老。
我们那点可怜的退休金，就这样被一点一点地掏空了。
我们以为的“养儿防老”，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的“定期上贡”。
一直上贡到我们油尽灯枯，被彻底榨干为止。
陈建业的身体，在前两年就出了问题。
高血压，糖尿病，都是吃出来的富贵病，需要长期吃药，定期去医院复查。
我们想让儿子开车送我们去趟医院，也就十几分钟的路。
他总是不耐烦。
“哎呀，你们自己打个车去不就行了？才几个钱的事儿？”
“我的车加满一箱油好几百呢，不要钱啊？天天往医院跑，我油钱都出不起了！”
有一次，陈建业在家突然犯了头晕，眼前一阵发黑，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。
我吓坏了，急得手都在发抖，赶紧给陈志强打电话。
电话那头，是嘈杂的海浪声和震耳欲聋的音乐声。
他，正带着老婆孩子，在三亚的海滩上度假。
我哭着在电话里喊：“志强，你爸快不行了，你快回来吧！”
他却在那头极不耐烦地吼道：“什么不行了？不就是那点老毛病吗？死不了人！你们自己打个120去医院不就完了！”
“我这机票酒店都是订好的，大几千块钱呢，说退就退啊？钱都打了水漂了！”
最后，是住在对门的邻居张大哥，一个五十多岁的热心肠。
他二话不说，背起比他高大的陈建业就往楼下跑，帮我们叫了车，又陪着我们一起送到了医院。
医生说，幸亏送得及时，再晚那么一点点，就可能脑中风，下半辈子就得在轮椅上过了。
我坐在医院冰冷的走廊长椅上，又怕又气，忍不住给儿媳妇打电话，抱怨了几句。
她倒好，反过来说我们事儿多，不懂事。
“妈，你们就是年纪大了太闲了，身体一有点不舒服就大惊小怪的。”
“我们年轻人现在工作生活压力多大啊，你们也体谅一下我们行不行？别老给我们添乱。”
我被她这番话，怼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挂了电话，我看着家里那张空荡荡的沙发。
那上面，曾经放着一张陈雪梅用她第一个月的工资，给我们买的高级按摩椅。
她还在家的时候，总会定期给我们俩量血压，买好各种常备药，分门别类地放在最显眼的地方，还用笔写上用法用量。
她走了以后，那张按摩椅，我们嫌占地方，又觉得刺眼，就被陈志强当废品一样拉走了，不知道扔到了哪个犄角旮旯里。
现在，那空出来的地方，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灰。
原来，不闻不问，也是一种凌迟。
比刀子更伤人的，是你最在乎、最倚重的人，把你当成了一个甩不掉的、天大的累赘。
【第五章·惊雷】
我心脏出问题的前半年，家里的燃气热水器彻底罢工了。
大冬天的，洗澡水忽冷忽热，好几次都差点把我这把老骨头给冻感冒了。
我想让陈志强回来看看，哪怕是帮我们上网买个新的，我们自己出钱也行。
他在电话里，用一种敷衍的语气说，他忙，没时间，让我们自己想办法。
“网上随便买一个嘛，人家不都包安装吗？多大点事儿。”
可我和陈建业，连智能手机都用不明白，哪里会什么网购。
实在没办法了，我鬼使神差地，突然想起了陈雪梅。
已经整整八年，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了。
我不知道她的电话，也不知道她住在哪个城市。
但我记得，她有个关系最好的闺蜜，叫李芳，在市图书馆工作。
我抱着一丝微弱到近乎可笑的希望，和陈建业倒了两趟公交车，颤颤巍巍地去了市图书馆。
我们在安静的借阅室里，找到了那个戴着眼镜，斯斯文文的李芳。
她看到我们俩，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，眼神就冷了下来，像结了一层冰。
我搓着手，脸上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说明了来意，想让她告诉我们雪梅的联系方式。
李芳听完，突然冷笑了一声。
那笑声，在这安静的图书馆里，显得特别刺耳，像一把锥子。
“赵阿姨，陈叔叔，现在想起雪梅了？”
“当年你们把那120万拆迁款，眼都不眨一下地全给了陈志强，把雪梅的心伤得千疮百孔，逼得她大过年的，一个人拖着箱子离家出走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就没想过，她也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？”
她顿了顿，看着我们俩瞬间惨白的脸，一字一顿，字字诛心地说。
“你们知道吗？”
“她走的时候，正发着高烧，肚子里……还怀着孕。”
“你们有问过一句吗？有关心过一次吗？”
“轰——”的一声巨响。
我感觉我的天灵盖，像是被一道惊雷，狠狠地劈开了。
我和陈建业，当场就石化在了原地，像两个傻子。
怀孕？
雪梅……怀孕了？
我们…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！
我们亲手埋下的那颗炸弹，在整整八年之后，才终于听到了第一声迟来的回响。
而那声响，炸得我们俩，体无完肤，魂飞魄散。
从图书馆回来后，我和陈建业就像被抽了筋骨一样，俩人都大病了一场。
我们终于迟钝地，却又无比沉痛地意识到，儿子陈志强，是真的指望不上了。
而现在，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二十万的手术费，成了悬在我头顶的一把催命铡刀。
亲戚朋友那里，能借的都借遍了，东拼西凑，才凑了不到两万块。
这点钱，扔进医院这个无底洞里，连个水花都看不见。
走投无路之下，陈建业做出了一个决定。
他要去儿子家，去那套我们用120万给他买的婚房。
房产证上虽然是陈志强的名字，但我们还有一把当初留下的备用钥匙。
他想去求儿媳，哪怕是跪下来求她，也要让他们把房子抵押了，先借点钱出来，救我的命。
我拉着他的手，不想让他去。
我知道，这是去自取其辱。
可他甩开我的手，一双眼睛熬得通红。
“总得试试！那是我们拿命换来的钱买的房子！我就不信他们能那么绝！”
陈建业去了。
去了足足有两个小时。
回来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像是丢了魂。
脸色惨白如纸，手里死死地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浑身上下都在不受控制地剧烈发抖。
我挣扎着想坐起来，急切地问他怎么了。
“钱呢？他们……他们怎么说？”
他哆哆嗦嗦地把那个信封递给我，声音像是从喉咙里硬生生挤出来的，沙哑得可怕。
“房子……房子没了……”
我心里猛地一沉，颤抖着手撕开了那个信封。
里面没有钱，也不是房产证。
而是一张法院的查封令，那红得刺眼的印章，像一滩血，糊住了我的眼睛。
查封令下面，还有一封信。
信纸皱巴巴的，看样子是陈志强写给我们，但还没来得及寄出的。
上面是他那熟悉的，歪歪扭扭的字迹。
“爸，妈，对不起。”
“房子我堵伯输掉了，早就抵押给人家了。”
“我还欠了外面一百多万的高利贷。”
“你们当初给我的那120万，我结婚不到一年，就花光了……”
“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只能先出去躲躲，你们自己……保重吧。”
我死死地盯着信上那句轻飘飘的“自己保重吧”，眼前一黑，胸口一阵撕裂般的剧痛，直接晕死了过去。
我们倾尽所有，为他筑起的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原来，只是一个用沙子堆起来的城堡。
风一吹，就塌了。
连同我们那个可笑又可悲的、关于“养儿防老”的晚年大梦一起，被埋得干干净净，尸骨无存。
【第六章·审判】
我再次醒来，人已经在抢救室了。
白得刺眼的天花板，浓得化不开的药水味。
医生站在床边，面无表情地对陈建业下了最后通牒。
“病人情况很危险，必须马上手术。”
“今天之内再交不上钱，我们只能按照规定，停止用药了。”
停药，就等于等死。
陈建业一夜之间，仿佛老了二十岁。
头发白得像雪，腰也彻底佝偻了下去，像一棵被霜打蔫了的枯树。
我们不仅没钱治病，还凭空背上了一百多万的黑债。
那些放高利贷的人，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消息，居然找到了医院。
几个满身纹身、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的壮汉，堵在病房门口，大吵大闹，骂骂咧咧，嘴里脏话连篇。
整个楼层的病人和家属，都伸长了脖子，像看耍猴一样看着我们。
我和陈建业，成了整个医院最大的笑话，最不堪的谈资。
就在我们彻底绝望，准备放弃治疗，滚回那个老破小里等死的时候。
我突然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想起了李芳说的话。
她说，雪梅当年是怀着孕走的。
我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抓住陈建业的手，指甲几乎要掐进他的肉里。
“老头子……再去……再去求求李芳……”
“我们不要钱……什么都不要……”
“我就是想知道……我们是不是……还有一个外孙，或者外孙女……”
陈建业看着我，浑浊的眼睛里，终于流下了两行滚烫的眼泪。
他重重地点了点头，一言不发地转身，走出了病房。
这一次，他真的跪在了李芳的面前。
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，在图书馆里所有人的注视下，当众长跪不起。
李芳看着我们这副惨状，终究是心软了。
她把陈建业扶了起来，长长地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“陈叔叔，你别这样。”
“雪梅的孩子……没了。”
“她刚离开那阵子，居无定所，颠沛流离，加上发高烧，心情郁结……没保住。”
“那之后，她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才从那个阴影里走出来。”
这个消息，像一把淬了剧毒的匕首，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，然后用尽全力地，来回搅动。
我……我害死了我的外孙。
我亲手，害死了我的外孙！
我瘫在病床上，再也控制不住，像个疯子一样嚎啕大哭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我一直以为，我只是失去了一个不听话的女儿。
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我失去的，还有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外孙的性命。
我们的丑事，很快就在亲戚邻里间传开了。
那些曾经捧着我们、羡慕我们的人，现在都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说风凉话。
“哎，真是报应啊！活该！”
“当初那么偏心儿子，把女儿当成仇人，现在好了吧？遭报应了吧？”
“一点都不同情！自作自受！”
高利贷的人闹得越来越凶，医院下了最后的逐客令，让我们立刻出院。
就在我们被逼得山穷水尽，连最后一丝做人的尊严都荡然无存的时候。
一个穿着笔挺西装，拎着黑色公文包的男人，找到了我们。
他看起来三十多岁，文质彬彬，一脸严肃。
他说，他姓王，是一名律师。
他受一位“陈女士”的委托，特地来处理我们的事情。
陈女士？
我和陈建业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难以置信的、狂喜的微光。
王律师冷静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文件，用一种公式化的、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对我们说。
“赵女士，您的二十万手术费，我的委托人已经以匿名的方式，全额支付了。”
“手术已经安排在明天上午九点。”
“同时，她还提供了一笔资金，用于聘请我，帮你们处理陈志强先生伪造你们签名，借取高利贷的法律纠纷。”
我的脑子嗡嗡作响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我颤抖着嘴唇，几乎是用气声，小心翼翼地问他。
“是……是雪梅吗？”
王律师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，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。
“我的委托人要求全程匿名。”
“她只让我转告二位一句话。”
他顿了顿，清晰地，将那句话传达给我们。
“她说，这是她作为女儿，还的最后一次生养之恩。”
“从此以后，两不相欠。”
两不相欠。
这四个字，像四座冰山，瞬间撞碎了我心里所有刚刚燃起的希望。
比任何恶毒的咒骂，都让我心寒，让我绝望。
她用最现代、最文明、最冷漠的法律手段，还清了我们之间最传统的生养之恩。
也用这种方式，彻底划清了我们之间，那道名为“血缘”与“情分”的界限。
在王律师的指导下，我们选择了报警。
状告陈志强诈骗和伪造签名。
警察很快就将躲在一家小旅馆里的陈志强抓获了。
在法庭上，我们再次见到了他。
他瘦了，也黑了，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子颓败和戾气。
他看到我们坐在原告席上，当庭就疯了一样破口大骂。
“你们两个老不死的！你们疯了！”
“我是你们的亲儿子！你们为了一个外人，一个早就跟野男人跑了的臭婊子，要把我送进监狱？”
“你们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！啊？！”
他的前妻，那个曾经对我甜言蜜语的儿媳妇，也出庭作证了。
她拿出了一大叠证据，证明陈志强常年沉迷堵伯，输光了家产，还对她实施家暴。
她已经起诉离婚，并且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。
庭审的时候，我看着被告席上那个状若疯癫的儿子，他满眼都是恨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。
我突然就想通了。
我的心，也前所未有地平静了下来。
我们，不是在告儿子。
我们，是在为自己前半生所有的愚蠢和偏执，赎罪。
我们亲手养出了一个恶魔。
现在，我们必须亲手，把他关回到笼子里去。
这个过程中，反倒是陈志强的前岳父岳母，也就是我们曾经打心眼儿里看不起的，那对普通工人亲家。
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几次热汤，叹着气对我们说。
“亲家，我们也有责任。”
“是我们没教好女儿，让她没能及时拉住志强，才让他越陷越深。”
我看着他们俩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无声地流泪。
站在冰冷的法庭上，我才看得清清楚楚。
我们倾尽所有养育的那条“根”，早就从里到外，烂透了，烂到了骨子里。
而我们，就是那两个最愚蠢、最可悲、最眼瞎的园丁。
【终章·回响】
官司打赢了。
陈志强因诈骗罪、堵伯罪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
高利贷因为涉及非法套路贷，大部分债务被法官认定为无效。
但我们名下那套拆迁前分的，唯一一套老破小安置房，还是被合法拍卖，用于偿还部分正规的银行借贷。
宣判那天，我收到了一个没有寄件人地址的快递。
是王律师送来的。
他说，这也是他的委托人交代的，是他最后一次为我们传递物品。
我颤抖着手，打开那个厚厚的快递文件袋。
里面没有钱，也没有信。
而是一叠厚厚的、用燕尾夹装订得整整齐齐的资料。
是陈雪梅这八年来的，“人生报告”。
第一页，是她和林海离开我们这座小城后，在南方一个大城市的夜市里，摆地摊卖衣服的照片。
照片上，她穿着廉价的T恤，头发被汗水打湿，贴在脸颊上，但她笑得很开心，虽然看起来很辛苦。
第二页，是他们注册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，公司名叫“梅海童装”。
第三页，是他们租的第一个，只有几十平米的小作坊的照片。
第四页，是他们买的第一套小房子的房产证复印件，面积不大，只有七十多平，但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他们夫妻俩的名字。
再往后，是他们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证明，是个健康的男孩。
最后一页，是一张全家福。
照片上，陈雪梅、林海，还有一个看起来很文静，眉眼像极了雪梅的小女孩，和他们那个健康的、虎头虎脑的儿子，四个人依偎在一起，背景是明亮的落地窗和窗外繁华的城市夜景。
他们每一个人，都笑得那么灿烂，那么幸福，那么耀眼。
没有一封信，没有一个字。
但这份冰冷的“报告”，比任何一份审判书，都让我感到无地自容。
她没有报复我们。
她只是用尽了全力，把她自己的人生，过得很好，很好。
而这，就是对我们这两个自私自利的父母，最狠、最彻底的报复。
手术很成功，我捡回了一条命。
但身体大不如前。
老房子被拍卖后，我和陈建业用剩下的一点点钱，在城市最偏僻的角落，一个即将拆迁的城中村里，租了一间小平房。
一天，李芳找上了门。
她看起来有些不忍，但还是从包里拿出了一台平板电脑，为我播放了一段提前录好的录音。
是陈雪梅的声音。
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很沉稳，像是在念一份与自己毫不相关的稿子。
“妈，律师和那些资料，都是我安排的。”
“我付手术费，是还你生我的命。”
“我帮你请律师打官司，是还爸养我的恩。”
“从此以后，恩怨两清。”
“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，我要保护他们，给他们一个正常、健康、充满爱的成长环境。”
“我不会再见你们，也请你们，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”
录音放完了。
李芳收起平板，看着我说。
“雪梅让我告诉你们，好好活着。”
“她说，就当是为自己年轻时犯下的错，赎罪。”
原来，最彻底的告别，不是拉黑，不是删除，不是恶语相向。
而是她站在阳光下，用最平静的语气，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：
你的世界，我再也不参与了。
我和陈建业住进了那间月租八百块的出租屋。
房间阴暗潮湿，一到下雨天，墙壁就往外渗水，被子摸上去都是潮的。
我们的退休金，除了要支付我每个月昂贵的药费，剩下的钱，只够我们俩勉强糊口。
我们再也吃不起以前最爱吃的红烧肉了。
每天的饭桌上，永远都是寡淡的青菜豆腐。
周围的邻居，都是些外来务工人员，他们都知道我们家的事。
看我们的眼神里，充满了鄙夷和同情。
这种眼神，比直接骂我们一顿还难受。
陈建业彻底沉默了。
他不再骂人，也不再发表任何大男子主义的言论。
他就像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，每天就坐在那把破旧的藤椅上，对着窗外那堵斑驳的墙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
我们俩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。
整个屋子，死气沉沉，连空气都是凝固的。
我们都心知肚明。
我们活成了年轻时最看不起的那种“无儿无女”的孤寡老人。
不，比他们更惨。
我们是有儿有女，却被我们亲手，把他们都弄丢了。
年轻时我们以为，家，是人多热闹，是儿孙满堂。
老了才知道，家，是有人等你，有人念你，是那碗无论多晚回家都为你温着的热汤。
而我们的家，只剩下了一间漏雨的屋子和两个沉默的罪人。
我们收到了陈志强从监狱里寄来的第一封信。
信里不再是咒骂和怨毒，而是充满了忏悔。
他说，他在里面想了很多，知道自己错了，大错特错，对不起我们。
他让我们一定要保重身体，等他出来。
他说他一定好好改造，出来以后，一定好好孝顺我们，弥补他的过错。
我看着那封信，心里毫无波澜，就像看一张废纸。
陈建业瞥了一眼，拿过来，面无表情地撕碎，扔进了垃圾桶。
他哑着嗓子，说了两个字：“晚了。”
是啊，太晚了。
如果这份忏悔，能早来十年，哪怕是早来一年，或许我们都会抱着信老泪纵横，觉得儿子终于懂事了。
但现在，我们已经被伤得体无完肤，心早就死了。
死掉的心，是再也暖不回来了。
我们不再相信他，也不再期待他。
有些道歉，就像冬天的太阳。
虽然有光，却再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温度。
有一次，我去医院复查。
在医院的儿童活动区，我隔着玻璃，看到了一个穿着蓝色小外套的小男孩。
他长得白白净净，眉眼之间，和陈雪梅小时候有七八分的相像。
他正被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牵着手，那个男人，是我的女婿林海。
我当时就定在了原地，连呼吸都忘了。
林海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抬起头，也看到了我。
他愣了一下。
随即，他不动声色地拉着孩子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孩子的视线，转身走向了另一个方向。
我没有追上去。
我不敢。
我也没有资格。
我看到那个小男孩，我的外孙，穿着干净得体的衣服，眼神明亮，充满了被爱包围的安全感。
我看到林海的侧脸，比八年前更加成熟稳重。
我知道，雪梅把他和孩子都照顾得很好。
我只是远远地，远远地看着他们幸福的背影，消失在走廊的拐角。
眼泪，无声地流了满脸。
我甚至庆幸他们没有走过来。
我这副形容枯槁、满身落魄的样子，不配出现在他们阳光灿烂的生活里。
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天涯海角。
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，却只能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，目送你幸福的背影，连打个招呼的勇气都没有。
那年过年，我们收到了一张明信片。
没有署名，地址是打印机打上去的，应该是寄到了王律师那里，再由他转寄过来的。
上面是一张全家福。
背景是皑皑的雪山，阳光很好。
陈雪梅，林海，还有一个十来岁的漂亮女孩，和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。
他们四个人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戴着帽子围巾，笑得无比开心，幸福得像一幅画。
明信片的背后，同样用打印机打了一行小字：
新年快乐。
我知道，这是她最后的温柔，也是最残忍的道别。
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，她很好，让我们放心。
也是在用这种方式，让我们彻底死心。
她用这种方式，维持着最后一点血缘上的体面，也宣告了我们关系的终结。
我把那张照片，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。
每天醒来第一眼，和睡前最后一眼，我都会看它。
看着那张照片，我才能无比清晰地记起，我曾经，也有一个这么好的女儿。
是我，亲手把她推开的。
她寄来的不是祝福。
是她对我下达的人生判决书。
宣判我们这两个曾经的家人，在她未来的岁月里，被判处无期徒刑，永不探视。
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陈建业的糖尿病也引发了眼疾，视力越来越模糊。
我们俩互相搀扶着，过着数着日子等死的每一天。
我们再也不提儿子，也不提女儿。
那两个名字，成了我们之间最大的禁忌。
只是在每个寂静的深夜，我都能听到隔壁床的陈建业，压抑着声音，像一头受伤的老兽一样，发出呜咽的哭声。
而我自己，也总是用冰冷的泪水，打湿粗糙的枕巾。
我们没有资格求得原谅，也没有脸面再去打扰。
我知道，我们将在这种无边无际的悔恨中，度过我们剩下的、为数不多的余生。
我们用半辈子的愚蠢和固执，亲手证明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：
重男轻女的家庭，最终埋葬的，从来不是女儿的未来。
而是父母自己的晚年。
如果人生真的能重来一次。
当雪梅站在我面前，卑微地对我说“妈，借我二十万”的时候。
我一定会冲上去，紧紧地抱住她，告诉她：
“傻孩子，这钱，本来就有你的一半。”
可惜，人生没有如果了。
我和老伴在这间昏暗、潮湿、散发着霉味的出租屋里，抱着那张冰冷的全家福，终于再也忍不住，抱头痛哭。
不是哭一身的病痛，不是哭晚景的贫穷。
而是哭我们当年，为什么就那么眼瞎心盲，捂不热女儿那颗曾经滚烫的、爱着我们的心。
那么，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父母，面对唾手可得的巨款，和一双同样期待的儿女，你会怎么选？
这道题，我们答错了，满盘皆输。
你呢？你能答对吗？
更新时间：2025-07-07 05:14:46